汪精卫

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出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此为汪首次出任政府官员。他对广东政局颇为不满。1922年5月，孙派汪前往惠州劝陈炯明回广州担任陆军总长协助北伐被拒。后汪多次前往劝说无效。后来，陈炯明反叛。同年，孙的北伐对象直系吴佩孚、曹锟制造舆论，主张“孙吴合作”，派人前往上海迎孙北上，遭孙断然拒绝。孙派汪前往奉天，与张作霖联系企图利用奉系势力打击直系。同年，陈独秀、李大钊多次与孙会晤，处境艰难的孙开始考虑与苏联合作。9月、11月、12月，孙在上海三次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问题。汪赞成改组，但对共产党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持有异议，认为这样做，就好比《西游记》上的孙行者钻进熊精的肚子里翻斤斗、使金箍棒，熊精如何消受得了？但孙的态度坚决，甚至宣称要组织新党，或孙本人自己加入共产党。汪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并积极办事。在第二次会议上，汪与胡汉民成为国民党改组宣言的起草人。10月19日，孙任命汪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以参与改组国民党本部的事宜。在国民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汪被指派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推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汪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身份作审查报，广东代表方瑞麟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登台驳斥。汪态度鲜明地支持了李大钊，并说过去吴稚晖、李石曾、张继都是无政府党人，“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廖仲恺也发言表示“共产党的加入“是本党的一个新生命”，“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方瑞麟的提案于是被否决。汪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任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7月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汪为委员之一，进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此时，汪在解释三民主义时说“三民主义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而苏俄是反对帝国主义非资本主义最坚决最有力的国家，所以中国革命应该联合苏俄，这是联俄的真意义。……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拿什么去联俄，我们可以答道：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与共产主义的苏俄，都是反帝国主义的，都是非资本主义的，所以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在农工政策方面，汪认为要点是党与政府应该唤起民众，为民众的利益奋斗，民众应该服从党与政府的指导，结合成国民革命的基本势力。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孙北上。孙商议，令胡汉民留守广东，汪以孙的中文秘书名义随行，同行的还有宋庆龄、戴季陶、孙科、李烈钧。11月17日一行人先到上海，孙命汪先前往北京，做好事前布置，自己前往日本后再赴北京。21日，汪抵达天津，并向报界发表谈话。12月5日下午，孙在汪、李烈钧、邵元冲、孙科等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会面对其表示答谢。31日，一行人抵达北京。孙病重后，指定汪、李石曾、吴稚晖、陈友仁、李大钊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会议，汪为首席发言人，在许多场合代表孙讲话。汪讲话指责段祺瑞执政府善后会议有欺骗性。3月1日，汪出席国共两党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

1925年2月，孙临终前预立三份遗嘱，分别是《总理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国事与家事遗书由汪精卫代拟，《致苏联遗书》，据汪说由陈友仁起草，而据何香凝回忆，是2月24日孙用英文讲述，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记录的。 2月24日下午3时，汪精卫偕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征得宋庆龄同意后，一同来到孙中山病榻前。汪精卫以党务繁忙、不可停滞为由，请孙中山留下遗言，以便同志遵循。孙中山初拒，称病若得愈自当详谈、若不得愈则无话可说；汪精卫再度恳求，孙方才首肯，汪遂朗读预备好的遗嘱文稿。然而孙中山听闻宋庆龄在室外哭泣，于心不忍，嘱汪暂且收起，称自己尚有几日生命。当日因此未能签字。 3月11日凌晨，孙中山神志忽醒，召宋庆龄、孙科、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于右任至病榻，嘱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实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死亦瞑目。同日上午8时许，何香凝入病房探视，发现孙中山瞳孔开始放大，急出告汪精卫，谓已不可不请先生签字。汪随即召集家属及国民党要员齐聚病榻，将遗嘱呈交签署。孙中山此时握笔无力，宋庆龄含泪扶腕，方完成签字。汪精卫以笔录者身份署名，宋子文、邵元冲、戴恩赛、孙科、吴敬恒、何香凝、孔祥熙、戴季陶、邹鲁等九人亦以证明者身份联署。国事、家事遗嘱签毕，陈友仁复呈《致苏俄遗书》，由宋子文朗读一遍，孙中山听后以英文签名。 3月12日，孙去世。由于奉行“天下为公”，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孙并没有在遗嘱中提及接班人，也没有口头交代。此时，廖仲恺、胡汉民、汪三人为国民党元老，有资格接班。但廖仲恺由于左倾，且较激进，遭到右派反对。胡汉民代行过大元帅一职，接班条件明显，但由于立场右倾，又遭到左派反对，且人缘不好，威信不高。汪一方面得到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处世调和折中，右派较为接受。孙垂危之际，汪在北京主持临时政治会议，讨论孙逝世后国民党和政府的领导体制问题，决议将广州大元帅府改为合议制，胡汉民接到电报后主张组织一个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廖仲恺、汪表示同意。5月，汪离京南下。8月到达汕头。

自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后，到1925年孙去世，在孙领导下，胡汉民重在内部策划，汪重在对外联系，蒋介石重在军事任务，三人大致分工合作。 1925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的联俄容共政策。 从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第一次汪蒋合为时仅半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胡汉民嫌疑重大，许崇智和蒋主张杀之，汪由于和胡私交很深，认为胡“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允许其离开广州，以赴莫斯科考察的名义将其驱逐出国。接着，在蒋的要求下，汪以军委主席身份发布命令，让蒋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全权处理粤局”，合法地解除了许崇智的武装，合法将其驱逐，蒋于是趁机一跃而上，开始对汪构成威胁。汪于是撤换了蒋的亲信陈肇英，处分了蒋的拜把兄弟欧阳格。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林森、邹鲁、谢持等在北京碧云寺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西山会议”，反对汪左倾，决议“撤除汪精卫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并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不准其在国民政府中任职”。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内地和海外代表共256名，汪在开幕式上演说。1月4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10时开会，汪临时主席，林祖涵报告大会筹备经过，谭平山报告代表资格审查经过，吴玉章报告大会秘书处组织经过，通过会议规则，汪、谭延闿、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恩克巴图、经亨颐7人为主席团，下午继续开会，丁惟汾主席，汪报告接受总理遗嘱经过，决定在广州粤秀山（即观音山，今称越秀山）建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1月6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上午汪报告《两年来政治经过状况》，汪并报告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工作之情况，大会决定向鲍罗廷赠一银鼎以志感谢，下午蒋报告军事状况，于树德报告北方政治状况，议决组织宣言起草委员会，汪、邵力子、高语罕3人为起草员。1月9日，孙科、吴铁城由上海返广州，汪、蒋同意孙科、吴铁城之三条要求。1月1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上午郭春涛、于树德报告北京党务，下午汪报告宣言大纲，冯品毅、张晋、董用威（董必武）分别报告河南、东三省、湖北党务。1月16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选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36人：汪、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谭平山、宋庆龄、陈公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徐谦、顾孟余、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伍朝枢、何香凝、丁惟汾、林祖涵、戴季陶、李济深、李大钊、于树德、甘乃光、吴玉章、李烈钧、陈友仁、王法勤、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朱季恂、刘守中、萧佛成、孙科。1月19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下午闭幕，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汪致闭幕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任命蒋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汪为党代表。此外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政策。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由于蒋成功迫使共产国际让步，替换了与汪亲密、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等人的职务。事件当天，身为国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因病在家休息，陈公博前来通报才知道广州戒严。汪的威信备受打击，十分气愤。3月22日，在汪公馆开政治会议，汪等面对的是苏联人已经决定让步的现实。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汪以治疗糖尿病，5月11日离开广州赴英属香港，6月中旬起在法国巴黎乡间隐居直至1927年2月。 1926年7月9日，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担任总司令北伐。因蒋逐渐与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分歧，力邀汪归国主持武汉国民政府。 1927年2月下旬，汪在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然后归国。 1927年3月11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委员28人，孙科任主席，根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议决下列各项：一、改选常务委员，汪、谭延闿、蒋、顾孟余、孙科、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九人当选，二、改选中央党部各部部长，组织汪（吴玉章代）、宣传顾孟余、农民邓演达、工人陈公博、商民陈其瑗（旋改王法勤，由经亨颐代）、妇女何香凝、海外彭泽民、青年孙科，三、改选中央政治委员，除中央常务委员九人兼政治委员外，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王法勤、宋庆龄六人当选，四、选蒋等15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汪、唐生智、程潜、谭延闿、邓演达、蒋、徐谦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五、选汪等2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徐谦、汪、谭延闿、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公布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出国民政府委员25人名单，计：汪、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徐谦、冯玉祥、程潜、谭延闿、陈友仁、李宗仁、谭平山、钮永建、蒋、柏文蔚、王法勤、吴玉章、何应钦、孙庚、彭泽民、经亨颐、黄绍竑、杨树庄、陈调元、朱培德、唐生智、李济深、宋庆龄、顾孟余，国府常务委员五人：孙科、徐谦、汪、谭延闿、宋子文。

1927年4月1日，汪自欧洲回国，经莫斯科于是日抵达上海。宋子文前往吴淞口迎接。期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提出“共产党已预备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图指使工人在租界发起暴动，以引起国民党的外交纠纷”。4月3日，汪是日至4月5日与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敬恒、李石曾、蔡元培等10余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蒋提议：赶走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分共，汪不赞成立即分共，经反复策划后决定：一、定4月15日召集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问题，在开会之前各地中国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可以拒不接受，三、由各军队、党部、团体、机关之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蒋发表支持汪复职通电，内称：“自汪归来，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皆在汪指挥下统一于中央，本人独司军令，俾专责成。”。 汪表示同意分共，但是在分共的时间和方式上有不同主张，强调党纪法统，因此被他人称之为“始终袒共”。会上众人与汪辩论激烈，吴稚晖甚至向汪下跪求其改变态度。4月5日，汪与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即《告两党同志书》），称：“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表示国共两党“万希各自省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当晚汪秘密乘船赴汉口。同日，国民党领导在上海再次开会，汪遭到吴稚晖的臭骂，称他“狗不如”，要他“滚蛋”，为此汪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也反共，只是方法不同。李宗仁主张将其软禁，不能放虎归山。宋子文得知后，当天夜里将汪偷偷送到“江丸号”轮”上，4月6日凌晨汪不辞而别悄然赶赴武汉。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为由，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毛首次登上全国政治舞台。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成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组织部长，并通过“整理党务案”，清除在国民党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担任八个月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被迫离职。 1927年4月11日汪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的清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12日，南京的蒋与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国民党元老，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下令清除共产党。汪发表讲话，痛斥蒋的武力清党行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4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胡汉民、吴敬恒、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邓泽如、萧佛成、柏文蔚、陈果夫、甘乃光、黄绍竑等在南京举行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胡汉民主席，决定全体委员会于4月13日上午10时举行，并电催汪等来南京。

1927年4月16日，汪在武汉致电各级党部、各地方政府，斥责蒋违背中央命令，围缴工人纠察队枪械，谋开西山会议式之会议，反抗中央；汪在武汉以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召开“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讨论应付时局办法，4月18日决定先行北伐。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成立，上午9时政府委员蒋、吴敬恒、张静江、胡汉民、柏文蔚、蒋作宾、蔡元培、邓泽如、李石曾、陈铭枢、甘乃光、陈果夫、叶楚伧等举行就职典礼，由蔡元培授印，胡汉民代表受印，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表《建都南京宣言》，同日各团体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建都南京与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蒋、吴敬恒、胡汉民等莅会并发表演说，通过“请中央执监联席会议严厉取缔跨党分子”、“请中央执监联席会议训令各级党部从事清党运动”等案，会后举行游行和阅兵式；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秘字第一号令，通缉中国共产党首要和中国国民党“附共分子”197人，通缉令称：“查此次逆谋，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免蒋本兼各职，令称：“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同日又令：“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是为宁汉分裂。 虽然汪到武汉后言辞激烈，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但却对兴起的工农运动感到恐惧：“当4月中旬，兄弟到武汉，看见那边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间的广东，也不像十五年间的广东了。其时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算不得有大资产阶级，共产党所谓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地主、小地主……在实际上界线难定，只是共产党欲利用这个名词捣鬼，将其所欲打倒的，加上一个“大”或“中”字。汪以巩固联合战线、维护工商利益为名，将工农运动称为“幼稚”、“过火”、“越轨”，要加以严厉制裁。4月21日，武汉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一致努力完成北伐及肃清蒋等叛党分子；蒋通电宣布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移南京，于本日开始办公。4月汪决定制裁党内违反本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5月，武汉政府分别颁布法令，保护地主、工商业者，制止工人及店员过度要求，禁止其干预厂店管理。6月，发布通令保护军人家属财产土地。武汉国民党中央还制定了《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自由执行死刑条例》。 6月1日，共产国际给鲍罗廷、罗易之5月“紧急指示”传到中国，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中国国民党中央，动员2万名左右共产党员，加上5万名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中共中央立即举行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回电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6月5日罗易将国际指示泄露给汪精卫，并要他“接受电报的要旨”，“否则就将国民党一刀两断”，汪拒绝接受，并指责说：“你们破坏了协议。”罗易本来想拉拢汪，然则引起汪对中共的提防。6月12日，汪、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于郑州会议结束后，是日返武汉，于右任附车同行。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声明中国共产党“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之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之政策，宣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对一切封建余孽，继续增进工人利益和解放农民之斗争；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因汪集团背叛，革命形势逆转，无力挽回，于上月末化装成检查电线之工人离开汉口北上郑州，转西安赴苏联，是日发表《辞职宣言》。7月14日晚，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兼有中国国民党籍之中国共产党员都被排斥而不得参加，汪在会议上极力主张“分共”，陈友仁代宋庆龄发言极力反对，称：“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会议决定派重要人员赴莫斯科说明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之中国联合共产主义之俄国，并讨论“切实联合”辧法，对于“违反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之中国共产党员予以制裁；宋庆龄因汪集团排斥中共，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7月18日在汉口《人民政坛报》公开发表；共产国际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冯玉祥、徐谦、孔祥熙自洛阳致电南京、武汉政府，力陈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召开开封会议，专议党内问题，双方停止向安徽、江西征调军队，共图和平，凡会议公认负咎之人，均当服从众议下野，7月18日胡汉民、钮永建、吴敬恒自南京覆电赞成携手反共，惟对汪等上月覆冯祃（6月22日）电中所称“南京决难宽恕”之言及武汉倒蒋之行动表示不满，7月22日冯玉祥再电汉口汪劝和，并提开封会议办法，7月24日汪等覆电赞同，声明反共，愿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如宁方赞同，可在开封开预备会议，不必拘会议形式，汪并另电致冯，称对蒋只有公愤，别无私仇，但“政府法统必以死争”。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称中共中央7月13日《对政局宣言》是“破坏本党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中国共产党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会议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和中国共产党决裂，随即在武汉大捕中国共产党人，在育才学校、文化书社等处一日即捕20余人，中共中央从武汉开始转移和疏散人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解散。7月26日，汪准备在庐山秘密会议，通知贺龙、叶挺参加，并令所部集中德安，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干吾在鄱阳湖小船上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不去庐山，部队亦不去德安，而按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军顺序速向南昌开进，是日贺龙第二十军到达涂家端口。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汉口乘京汉铁路车北上郑州，转道陕、蒙回苏联，汪、谭延闿、孙科等到车站送行。7月28日夜，汪偕孙科、张发奎等离开汉口赴九江，次日到庐山，密商加紧“清共”，唐生智、朱培德、黄琪翔、金汉鼎均与会，会议决议：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干吾、高语罕等人。武汉分共后，汪再次确定民权主义，主张地方自治，完成训政，实施宪政。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北伐军2万余人发起南昌起义。8月2日，胡汉民、钮永建、吴稚晖、李烈钧覆冯玉祥转汉敬（7月24日）电，谓“汪精卫前存意气，故未能开诚相商，只须实践四月开执监大会之宿诺，则其重要分子来柄大权，亦所希望”，次日汪、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程潜等联名电冯表白彻底反共，谓已通告于一个月内开执监会议，“俾进行讨共及对北战事”，8月8日李宗仁、蒋、胡汉民等11人电谢冯玉祥，宁汉妥协成立。8月3日，汪等电冯玉祥，表示愿与宁方一致努力，消灭共产党，汪称：如宁方“果能尊重中央，南讨共贼，北伐奉鲁”，他个人之进退，无关轻重。8月4日，汪致书西山会议派许崇智，对容共表示认错，并对许颇多推多推崇，要其“出而负责，置党于最安全之地”。8月7日，汪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特委会临时宣传大会上作反共演说，称：“我们今日已经到了决斗时期，要和共产党，和一切假革命派决一死战。”。8月8日，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开除跨党中国共产党员之中国国民党党籍：一、由中央党部下令，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之跨党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并免职通缉拿办，二、列名中国国民党执监及候补执监委员之跨党党员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许苏魂、韩麟符、于树德、江浩、夏曦等，一律开除党籍并免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蒋、胡汉民、李烈钧等电武汉汪、谭延闿等，谓“伏读江（8月3日）电，喜极而涕”，“前电明令，共党全退出党部，则党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开一中央全会，以促大会之进行，早望彻底整理，自亦宜之。然南京集会，汉上同志早有决议，翘请汉同志，及早莅临，以践夙诺”。8月9日，武汉汪等通电全体中国国民党员，首述反共经过，继谓中国国民党之危机，因反共已去其一，惟分裂不可不及时解决，决于一个月内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纠纷，8月11日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告各执行委员，预定本月15日召集之四中全会，延期至9月15日在南京举行。8月12日，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蒋以北伐受挫，宁汉谋和之压力，提出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军事方面交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总指挥负责，晚11时30分偕白崇禧、黄郛暨随员、卫队离开南京赴上海；李宗仁、白崇禧自南京联名通电汪、谭延闿、唐生智、程潜、朱培德、张发奎、陈公博等创议宁汉联合，内称：诸公毅然清党“讨共”，“已与宁方一致，其他党内问题自可迎刃而解，而介公蒋介石以其所抱清党去鲍罗廷目的已达，对于总揽戎机之权，急须卸脱仔肩，离宁休养，所有总司令之职权，交军事委员会接收”，“党内政治问题，亟须推诚计议，迅谋解决，请速电示进行方针，以便合宁汉全力一致北伐”。

1927年8月13日，蒋在上海通电宣布下野。8月14日，白崇禧、夏威、胡宗铎电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商宁汉合作，内称蒋已离宁赴沪，总司令职权交军委会接收，现双方所争持者皆不成问题，至因争持期间所发生之诸问题而必须先解决者，仍由代表赴浔面商。8月15日，武汉汪、谭延闿迭接南京要求合作电报，是日覆电请李宗仁等赴九江协议；汪在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作报告，称“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都只有一个，谁亦不能任意把持……我们坚持我们主张，务必达到提高党权的威权”，武汉政府早已决定要迁往南京。8月19日，武汉政府依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通电宣布迁都南京，并以中央执委会名义发表《迁都南京宣言》，称：“今者蒋中正既解除兵权，以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环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由武汉迁都南京，以实行四月初旬之决议，而亟谋全党之统一”，经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克日迁都南京，并以党员应服从党纪，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肃清军阀，合力铲除共产党，以党治军等四端相勉励；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汪提议，撤销中央前次对党内右派开除党籍之处分；汪、谭延闿电南京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促宁方一意渡江作战，声明东下诸军“只有急难之谊，并无他图”。8月20日晚，汪前往庐山举行军事会议，与程潜等会商军事及政府迁南京等问题。8月21日，西山会议派张继就宁汉合作问题致电南京，略谓：“值此危疑震撼之际，团结内部，实为唯一要图，其办法似宜统一汉、宁、沪三党部合组，南京、武汉两政府同属一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可争，先后反共，更无谁胜谁负之可夸”，“精卫对内外皆失信仰，暂避要路，东南大局更有赖焉。”8月22日，南京代表李宗仁抵达九江，旋赴庐山与汪会谈宁汉合作，会议决定：谭、孙8月23日先偕李宗仁赴南京详商一切，武汉东征军暂行停止前进，武汉中央党部、政府、军委会一星期内迁南京，南京拱卫暂令第七军负责，前方军队限即日肃清津浦铁路南段。 1927年9月5日，宁汉合作大致商妥，是日汪偕顾孟余、徐谦、陈公博、何香凝、朱培德等自九江抵达南京，惟南京遍贴反汪标语，同日武汉代表谭延闿、孙科自南京赴上海，与胡汉民等协商合作办法。9月8日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李宗仁等设宴欢迎武汉抵宁中委，汪演说，称宁汉分裂是由于“工作上之注意点有所分岐”，“一方注意于清党，一方注意于提高党权”，并称今日必须团结，“要以十二分的诚意和十二分的勇气，来纠正既往，补救现在，开济将来”。9月9日，汪、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孙科、朱培德、李烈钧、陈公博、甘乃光等为挽五中委回任，并与在上海执监委交换团结意见，是日自南京到上海，汪在北站接见记者，称汉宁两派在军事方面现已一致，政治方面亦非一致不可，两派合作已不成问题。9月10日，汪在上海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称颂蒋反共“有先见之明”，并称自己“自从五月间奋斗起，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主张分共的”，又称彼此“反共之方法与政策不同，以致把党分裂”，“关于政治问题，在军事时期，不得不题高党权，实行以党治军，以党治国”；汪等电奉化蒋到上海“会商党国大计”。 9月11日，中国国民党汉、宁、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中央要员在上海戈登路开谈话会，商统一党务及宁、汉政府合并改组办法，汪等21人出席，推谭延闿为主席，胡汉民、吴敬恒、蒋、陈公博、顾孟余拒不出席，会议连开三日，辩论甚烈，宁派力主非汪下野无以平党员之愤，汪决暂退，会议决定：一、由宁、沪、汉三方面各推委员6人（另候补委员各3人）及共推委员14人合组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行使党务政治之最高机关，二、中央政治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暂撤销，三、宁、汉两政府合并改组，由特别委员会另选国民政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委员暨各部部长，四、特别委员会除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之中国国民党党部，并于3个月内筹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党内纠纷，五、推汪、谭延闿、蔡元培、谢持起草统一宣言，六、推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5人代行监察委员职权，因宁、沪两方否认三月间武汉召开之第三次全体会议为合法，遂改四中全会为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9月13日，汪偕顾孟余秘密离开上海赴牯岭，行前顾致书南京中央党部称：“此次东下，系专为出席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而来，现闻在沪同志多主张暂时不开此次会议，此外其他会议，孟余已无参加之必要。”，汪电中执委会并通电全党，自认对共产党“防制过迟”，自动下野，并听候处分；武汉政府停止办公，结束一切，迁宁第一批人员已于昨日出发。9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南京举行，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代表20人出席，谭延闿主席，恢复王宠惠党籍，设“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定委员32人，以张继、于右任等五人代行监察委员职权，对汪自请处分案，决定应无庸议，并决定劝汪、蒋及胡汉民等速出任事。9月16日，宁、汉、沪三方合组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即开第一次大会，决议要案多件。汪发表《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宁汉合流。9月爆发宁汉战争，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掌握宁方取胜，汪下野。 1927年9月17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讨论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案，议决推丁惟汾、于右任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汪、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常务委员，于右任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蒋、胡汉民、谭延闿、何应钦、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朱培德、程潜、唐生智、李济深、杨树庄14人为主席团，通过大学院院长、各部部长名单。9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开第三次大会，张继主席，决定：一、推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推定中央党部各部委员：组织汪精卫、陈树人、谢持等8人，宣传戴季陶、顾孟余、胡汉民等8人，工人陈公博、居正等4人，农民甘乃光、陈果夫等5人，商民褚民谊等5人，青年傅汝霖、邹鲁等4人，妇女何香凝、陈璧君等6人，海外邓泽如、林森等4人，二、中央政治委员会（或称政治会议）及各地政治分会一律取消，其职权分别由中央党部、省党部、国民政府、省政府执行，各地政治分会限10月1日前取消，三、以前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指宁、汉、沪三中央党部及宁、汉两政府）立即合并于新组织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机关立即移交。9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产生之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南京举行就职礼，张继代表中央特别委员会致训词后授印，蔡元培代表国民政府委员接印，并致答词，接着蔡元培代表中央特别委员会向军委会训词，伍朝枢代表国民政府向军事委员会授印，程潜接印并致答词，至此，沪、汉、宁三方合流之国民政府产生，武汉政府正式结束。9月21日，汪、顾孟余、唐生智等返汉，依据上月22日中国国民党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议决案，于是日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与南京对峙，指定委员23人，以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孔庚、邓寿荃5人为常务委员。9月25日，汪通电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各报馆，称“政府职务虽已解除，党员责任未敢放弃”，表示仍愿“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同日汪电黄琪翔，称当回广东候命，“为指臂之助”。 1927年10月2日，孙科、伍朝枢由南京前往牯岭劝汪精卫复职，同日汪电南京谭延闿、蔡元培、李宗仁等称：“政府职务，虽已辞谢，党员责任，未敢放弃，拟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10月10日，汪偕宁方代表孙科、伍朝枢等自九江抵达汉口，次日宁方代表与汪、唐生智及李济深之代表等在汉口会谈，汉方代表唐生智、顾孟余等提出解决“党的纠纷”主张如下：一、在宁召开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二、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追认中央特别委员会，四、规定中央常务、特别两委员会之职权，五、恢复中央监察委员会，10月13日宁方代表孙科等携此提案返宁。10月13日，南京谭延闿、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孙科、伍朝枢联名致电汪精卫，赞同在武汉所议各项办法，并定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请汪邀同武汉、广东、九江各中委赴南京集会，10月17日汪电广州陈树人等，谓宁方已赞成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恢复中央执委会，武汉委员将东下，请陈等到上海会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