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禾犀存·号附蛣轩·1746-1809·诗人、哲学家
洪亮吉原名莲,字华峰。乾隆三十七年改名礼吉,乾隆四十六年参加礼部会试春闱时,改名为亮吉。因祖父洪采入赘而寄籍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 洪亮吉六岁父亲洪翘去世,家贫,寡母蒋氏携洪亮吉和弟弟洪霭吉,以及三个女儿投靠娘家。洪亮吉刻苦读书,身材高大,喜欢穿红色衣服。洪亮吉一直住在蒋家,设塾任教。乾隆三十三年(1768)与大舅蒋树诚之女结婚。洪亮吉以词章考据闻名,尤其擅长舆地。与诗人黄景仁、学者孙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工骈文,与汪中并称。 乾隆三十四年(1769)洪亮吉中秀才。乾隆三十五年和乾隆三十六年两次参加江南乡试,均未中。于是与好友黄景仁同往安徽太平府,作安徽学政朱筠的幕府校文。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洪亮吉得知母亲病故,从浙江绍兴赶回家中,途中大哭落入河中,幸而得救。他守丧三年,教学童为生,租住在常州白马三司徒巷,贫困度日。 乾隆四十四年(1779)夏,洪亮吉赴京,在四库全书馆参加江南进呈图书的校对工作。第二年,洪亮吉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又一年,应春闱落榜。遂前往西安,充陕西巡抚毕沅幕府,协助编写《续资治通鉴》,并参与编撰《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澄城县志》。同幕有汪中、戴震、王念孙、邵晋涵。后来在河南作幕府,校刊书籍,编写《固始县志》、《登封县志》、《怀庆县志》。 1783年,黄景仁在山西运城病重,托付身后事给洪亮吉。洪亮吉从陕西七百里奔丧,千里扶柩回乡安葬。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十四岁时终于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五十七年(1792年)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洪亮吉曾与项家达同任考官,洪亮吉对同年考官项家达的试帖诗高度评价,认为八韵诗极精。 项壬子年(1792年)考差,题为王道如龙首,得龙字,第五六句云:讵必全身见,能令众体从。被视为其八韵诗的代表作之一。 同年,奉命外放督贵州学政。任内为贵州各府书院购置经、史、通典、《文选》等方面图书,提高了贵州学术水平。 嘉庆元年(1796年)回京师供职,入直上书房,教授皇曾孙奕纯读书。嘉庆三年(1798年)以征邪教疏为题考试翰林和詹事,洪亮吉著文,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辞职回乡。 嘉庆四年(1799年)为大学士朱珪起用,参与编修《高宗实录》。同年,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当中批评嘉庆帝“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又极陈当时社会上“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并提到苏凌阿、戴如煌、吴省兰、吴省钦等官员贪赃横法、以及朝廷对战败和暪报的武人和琳、孙士毅等处罚太轻的事。嘉庆帝阅读后大骂洪亮吉“语涉不经,全无伦次”、“肆意妄言,有心诽谤”,名曰向皇帝进谏却“各处投札”,而非亲自写折陈奏,居心可测。随后嘉庆帝把他革职,并下狱以大不敬罪论斩。翰林王引之、贵庆等冒险入狱看望洪亮吉。后改流放洪亮吉到伊犁,途中至保定,嘉庆帝又补充“不许作诗,不许饮酒”之谕,并“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 嘉庆五年(1800年)二月,抵伊犁。百日之后,四月,京师大旱,嘉庆帝祷雨未应,于是下令清狱囚,大赦天下。后来又下旨以“听言为致治之本,拒谏实失德之大...(洪亮吉)实无违碍之句,仍有爱君之诚”、“...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释放洪亮吉回籍,圣旨颁下没多久就天下大雨,嘉庆帝因而认为“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洪亮吉的伊犁百日行留下《天山客话》以及《伊犁日记》详细记载了伊犁的山川、物产、风貌等,《新疆图志》曾有大量引用。 洪亮吉释放回籍后,自号更生居士,家居撰述以终。七年二月,任旌德县洋川毓文书院山长。九年四月,至歙县洪坑村谒先祠,祭扫曾祖洪璟墓。卒葬武进县德泽乡前桥祖茔昭穴。
先世为安徽歙县洪坑村人。曾祖父洪璟曾任山西大同知府。其子洪采为洪亮吉的祖父,入赘于常州观庄赵氏,娶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之女为妻,从此定居常州。 父亲洪翘,早亡。母亲蒋氏。有三个姐姐,二姐嫁汪氏;弟弟洪霭吉。 曾孙洪彦先在太平军攻打常州府城时防守东门。巷战而死。之前,其弟妻龚氏及弟承惠并妻等男女16人均跳水自杀。 玄孙洪述祖,曾担任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秘书及总统府顾问,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之一。1919年成为中国第一个被执行绞刑者。 来孙洪深,洪述祖之子,中国电影先驱者,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八世孙洪金宝,香港动作指导、演员、导演及监制。
洪亮吉上《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启》书得罪嘉庆帝,得知被判死刑后,仍然谈笑风生,不久,改流放伊犁惠远,所居之房是有名的鬼屋。流放后,北京地区大旱,祷雨不应,嘉庆下令释放囚犯和时间较久的流放人员。并传谕释放洪亮吉,下诏后即降雨。皇帝忍不住惊呼:“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
洪亮吉著有《治平篇》一文,对中国人口的增长提出了革命性的见解。清朝的中国正经历着人口增长最快的时代。据统计,在公元1651年—1661年即顺治年间,中国人口不过仅一亿。至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已达三亿。而这段期间耕地面积却没有显著增幅,远低于人口的增长,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从原来五亩之多,下降至两亩。洪亮吉说:“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治平篇》) 洪亮吉认为,人口的增长既然远远超过了田地与房屋的增长,就使得“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 针对人口控制,他认为“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卷施阁诗文集》 《附鲒轩诗集》 《更生斋诗文集》 《北江诗话》 《春秋左传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