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清光绪五年八月廿四（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会安庆府城内（今属安庆市迎江区，但时属怀宁县，故其为怀宁县人）。2岁时，其生父陈衍中因疫情蔓延而病卒于苏州怀宁会馆，先后由祖父陈章旭及长兄陈庆元抚养成人，在家中学习四书五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7岁的陈独秀通过院试成为秀才，科举名干生，但在次年赴江宁江南贡院参加乡试落榜，未能考中举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语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办婚姻，与高晓岚完婚后，前往南京再次参加乡试，仍未及第。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陈独秀前往东北的嗣父陈昔凡的住处。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年底，义和团在山东起事，于是陈独秀回到安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0月），陈独秀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日语专业学习。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3月），回国，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并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姚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照会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因此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组织抗议清廷与沙俄准备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发表拒俄演说抨击时政。王国桢、潘缙华、潘旋华、葛光廷等人也在会演说，抗议沙俄侵占东北。时有安徽高等学堂、武备学堂等300余人出席大会，会上决定成立安徽爱国会，创办《爱国新报》。 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引起当局不满，两校学生被迫令退学，清廷并下令通缉。两江总督端方电饬安徽统领韩大武称︰“皖省之‘励志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声息，名为抗俄，实为排满，且密布党羽，希图大举，务将何春台、陈仲甫一体缉获。”韩大武的文案吴汝澄是陈独秀的朋友，得到端方电令后，连夜把消息透露给陈独秀。陈等人得到消息后逃往上海。至上海后，又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租界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国民日日报。此后，他回到安庆。 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白话文《安徽俗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他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报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这份报纸从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页，大约15000字。自第16版以后，该报又增加了16个话题，包括军事、中国哲学、卫生学、天文学等。这些增加的话题几乎都是他自己所写，他使用三爱这个笔名，至少发表了50篇文章。 1905年2月，将安徽旅湘公学迁到芜湖，改名安徽公学。8月，结束了《安徽俗话报》的工作，投入办学工作。夏，走访各县串连革命党人，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秋，执教芜湖皖江中学。1906年4月，创办徽州初级示范学堂。 1907年春，因两江总督端方发出通缉令，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西欧文化。 1909年9月、10月间，陈独秀从早稻田大学肄业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安徽军政府都督孙毓筠邀请，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担任助编。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 新文化运动 ==== 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9月15日创办月刊《青年杂志》，自任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由群益书社发行，次年更名为《新青年》，被主流学界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青年杂志》创刊号并无发刊词，但在“通信”栏目中，回答读者来信中讲：“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这常常被当作《新青年》的宗旨。同期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宣扬六种青年该有的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后来进一步提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口号。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经由汤尔和介绍，即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在这里如鱼得水。《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进一步扩大到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高一涵、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这一时期中国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们也纷纷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青年》杂志的宗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但陈独秀一直对政治非常关注，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合办政治性更强的《每周评论》杂志。 新文化运动包括很多方面，陈独秀特别积极参与的包括：提倡白话、反对孔教、提倡新型家庭伦理、介绍西方社会和政治理念、评论时事等。 新文化运动得到很多支持，也带来很多批评，北大内部的保守派成立“国故”社，外面的批评者包括林纾、学衡派、研究系等，政府也施加压力。 ==== 卸任北大文科学长 ==== 1919年3月1日，蔡元培在北大召开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决定暑假以后“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教务长”。这是蔡元培已经设想构思了半年以上的一个改革。一个目的是“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促进学科交流。另一个目的是将学长任命制改为教务长选举制，由各系的“教授会”主任选举产生，推动“合议制”民主治校，这更是蔡元培进入北大就一直努力的目标。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理科学长夏元瑮将卸任学长，仅担任教授一职，除非被推选为教务长。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正常发展，得到两位学长及教授会的共同支持，但后来却卷入很多无关的争议与流言之中。 陈独秀一直受到很多的批评和争议。他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孔教、提倡白话，一直受到很多批评，有压力排挤他和胡适等人，包括来自政府的压力。对于陈独秀个人，还有一个谣言是关于他嫖娼的事。嫖娼在当时社会屡见不鲜，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前，北大有“探艳团”之恶名，蔡元培在北大组织“进德会”，提倡戒赌戒嫖等。 尽管如此，蔡元培一直顶住这些压力。1919年3月8日，保守派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书，批评北大反孔和提倡白话，《公言报》也发社论支持，点名批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蔡元培于21日回信，为思想自由辩护。虽然批评文章没有提到私德问题，蔡元培也用了几句话对此进行解释，他说：“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茍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除批评外，还流传出陈独秀等人被驱逐的谣言，蔡元培等人坚决辟谣。林纾的学生张厚载自1919年2月底，在《神州日报》散布消息，称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四人因思想激进受政府干涉，被驱逐出校，陈独秀已经逃至天津。3月10日起，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相继公开登报辟谣。3月19日，蔡元培在《神州日报》上澄清：“陈独秀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场），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陈学长赞成不设学长之议，纯粹为校务进行起见”。3月11日张厚载登报道歉，3月31日，张厚载被开除出北大。 3月26日，蔡元培与沈尹默、汤尔和等人开会。此时有流言说陈独秀嫖妓闹出风波，因为争风吃醋挖伤某妓下体泄愤。沈、汤二人是当年推荐陈独秀之人，但此时都“力言其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蔡元培同意提前实施改制。4月8日，北大召开“教授会”主任会议，决议提前实施《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马寅初被选为教务长，文理学长陈独秀、夏元瑮继续聘为教授。多年以后，胡适在给汤尔和的信中批评他和蔡元培轻信“小报所记，道路所传，无稽之谈”，“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此后，夏元瑮得到经费出国游学，陈独秀在五四期间于6月12日散发传单被捕，被捕后辞去教授职位，出狱后不久离开北京去上海。这些是后来的发展了。 ==== 五四运动与被捕 ====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栏目发表短文《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他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与帮助，9月16日保释出狱。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等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刊，但陈独秀本人并未撰写文章。 1919年秋，陈独秀出狱后，应汪精卫和章士钊邀请，1920年1月29日抵上海，住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期间，陈独秀常与喜谈社会主义的戴季陶、张东荪过往。陈独秀出狱后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感兴趣，先后写了《实行民治的基础》《劳动者底觉悟》等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劳动节专号，探讨劳工问题。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吴廷康，带领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等助手来华。先找到李大钊，然后李大钊介绍他们认识陈独秀。陈独秀全面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吴廷康的支持下开始组建共产主义组织。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22日，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陈独秀发动、联络各地的建党工作，比如，1920年5月毛泽东来访，此后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在湖南建党。陈独秀充分发挥他办刊物的特长，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15日创办《劳动界》周刊，11月7日创办《共产党》月刊。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的办刊宗旨上发生分歧，陈独秀掌管了编辑权，9月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此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广为流传的共产主义理论宣传刊物。 1920年8月，陈炯明回师广东，10月底攻占广州，孙中山率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至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达做代理书记。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演说，批评传统道德，引发当地守旧人士发起驱陈运动。1921年春，陈独秀与谭平山等人在广州建立了广州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正在紧要关头，没有前去出席，而是派陈公博为广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其出席，带去他的信件和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在会议上，陈独秀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8月，因广东的教育工作困难太多，党的工作又需要他，陈独秀便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职位（一说他惹怒了汪精卫和廖仲恺，让陈炯明失去对他的信任），9月回到上海。10月4日，他和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逮捕，遭控违反法庭禁售《新青年》的判令等两项罪名，10月19日二审，法官准予以原保与同案被告暂行释放，后被判罚100银元， 陈后被选为党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广州的《广东群报》上发表文章《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开中共二大。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9日，陈独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最后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加入中国国民党，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愿意两党合作，但反对加入国民党。4月6日，陈独秀给吴廷康写信，提出6条意见反对马林的提议，如两党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据不同、盟友不同等。8月20日，马林召集西湖会议，施压之下，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终于勉强表示服从，同意加入国民党。但要求国民党做出一些改革，取消宣誓服从孙中山的程序，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陈独秀等中央部分党员先加入了国民党。并前往莫斯科参加于11月5日-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陈独秀一度将中共中央迁往京兆，但在1923年二七罢工后，吴佩孚通缉陈独秀、马林，于是再度迁回上海。不久再迁广州。1923年6月12日，陈独秀在那里主持召开中共三大，并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9月，中共中央迁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占领龙华时，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向前线指挥部周恩来、赵世炎发布命令，攻打闸北天通庵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北火车站，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陈独秀一度想掌握进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但是白崇禧将薛岳调走，换上刘峙，于是陈独秀下令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进行防御战（蒋介石到上海），陈独秀发表《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4月4日，陈独秀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并随汪去武汉。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但中共仍未退出国民党，指望与国民党内左派及汪精卫武汉政府合作。然陈独秀几年来多次提议退出，但都被共产国际否决，一直处于两面为难的境地。陈独秀于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当选为总书记，但与共产国际的矛盾非常突出，大会基本被共产国际掌控。7月4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长子陈延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陈独秀最后实在无法忍受，便提出辞职。 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仍然坚持不退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分共，共产党被动地与国民党最终分离。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当时没有辩解，两年以后在《告全党同志书》中称机会主义问题的源头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的文件解密，基本印证了陈独秀的说法。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此前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访陈独秀，带来共产国际邀请陈独秀出席六大的口信，陈独秀反问“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拒绝出席。

1929年，从莫斯科回国的一些中共党员将托洛茨基主义带回中国。1929年9月，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创建托派组织“无产者社”。 自从两年前辞职以后陈独秀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他打破了沉默，这激化了他与中共的矛盾，最终导致他被开除出党。 7月28日，他就中东路事件给中共中央写信，认为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太说教了”，“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中共中央非常激烈地回应，称他的提议是“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似乎只是策略的讨论，实际上是有极大的原则上不同”，陈独秀进一步激化矛盾，回信对中央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此后双方互不让步，矛盾继续扩大。10月，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只有认错，“才能继续留在党和共产国际的队伍内”。11月15日，中共中央决议将陈独秀开除党籍。陈独秀被开除以后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和《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将批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中共中央的政策进行了全面批评，认为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 1930年3月1日，《无产者》月刊创刊，陈独秀主编。 1931年5月，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统一后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总书记。

1932年10月15日，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随后移交南京政府。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予以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和称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的评论。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名动全国的大律师的章士钊主动免费为陈出庭辩护，胡适、傅斯年等人纷纷出来为其说话。 1932年12月8日，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去电蒋介石，请求将其释放。此外，知名的学者罗素、杜威等人也向蒋介石做出同样请求。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1933年4月，陈独秀一案在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判，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罪起诉陈独秀。章士钊在法庭慷慨陈词，赢得旁听一片赞誉。当陈独秀听到章士钊说“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时，登时脸色大变，愤然起身，想打断章的辩护，却被法警制止。章士钊长达53分钟的辩护话音甫落，陈独秀立即严辞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观察与批评，贡献于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结果，陈被“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此后，其自辩的《辩诉状》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狱中，陈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1936年3月，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国共合作抗日以后，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获释。在与博古、叶剑英的沟通中，陈独秀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并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托派问题上不予明确答复。之后中共中央称只要陈承认当年的错误就可以恢复党籍。陈独秀出狱后在报纸上发布声明：“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晚年陈独秀书信来往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托派成员。 在苏共清洗托派的情势下，陈独秀于1938年中期遭中共批判，指控其为“汉奸”，由王明、康生为首，采用苏联把托洛茨基及托派或观点类近者打击成法西斯德国间谍的模式，把陈独秀一派打成日本汉奸，掀起一场“肃托”运动。王明、康生等人在一些共产党的刊物上说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做“日特汉奸”；陈写信驳斥，表示自己不允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任何政治势力的宣传手段”。虽然事件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但两者关系已经恶化。王明失势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均被拒绝。陈独秀为此对好友说，党内的熟人都已经离去或逝去，现在对共产党已不熟悉。 此后他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资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 先后住在武汉、重庆。在重庆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周恩来更资助他100银元，都被他拒绝。实际上当时他仅靠微薄稿费收入支撑，最后更被赶出医院。陈最后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保持低调。继续关注时局发展，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但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缺乏民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1942年5月12日中午，陈独秀以医生介绍的偏方，泡制蚕豆花茶水，据称可治高血压。但其所用之蚕豆花有部分已发霉，用开水泡过后，汁水呈黑色，且味不正。陈独秀喝了此水中毒，最终于5月27日晚21:40分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逝世，享年63岁。

陈独秀从早年办《安徽俗话报》和“岳王会”开始，就与文化和革命结缘。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变化很大，也与中国社会的思想变迁息息相关。特别是在民主的问题上，他从欧美的民主观，发展到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到后期又部分地回归。胡适称他为“终身的反对派”，“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陈独秀很早就开始推广白话，他于1904年创办白话文的《安徽俗话报》，“俗话”就是现在所讲的“白话”。办报的旨意之一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 《新青年》杂志将“推广白话”扩展为一个更大规模的运动。1916年，陈独秀与胡适认识，胡适写信谈了他对文学改良的想法，陈独秀非常认同，发表在《新青年》的通信栏目里，并邀请胡适进一步阐释。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引起热烈反响，夏志清认为：“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积极响应，在下一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胡适称为“改良”，陈独秀称为“革命”，二人的分别在此可见一斑。陈独秀是先谈革命，再谈文学：“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胡适）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此后陈独秀一直是白话运动的坚定倡导者，他向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白话运动的支持者积极约稿，鲁迅前后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五部小说，奠定了他的文坛巨匠的地位。从1918年开始《新青年》基本上完全是白话文。胡适评价陈独秀对文学革命的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胡适还说，“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胡适）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陈独秀也积极参与国语推广、汉字拉丁化等运动。1928年著有《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但未能出版，1932-1937年他在监狱里还积极从事文字和拼音问题的研究，去世多年以后，2001年中华书局有出版《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陈独秀先生遗稿》。

陈独秀从小受传统教育但内心十分叛逆。他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17岁便考取秀才，但心里却“鄙薄科举”，1897年18岁去参加乡试没有中举人，却接触到了康梁新学，“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辨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陈独秀的个人生活也很叛逆。1897年他18岁便由父母包办婚姻娶了妻，但与旧式妻子感情不和，1909年，陈独秀与在北京师大读书的小姨高君曼公开同居、结婚，“和家庭脱离了关系，甚至他父亲要告他”。陈独秀后来对高君曼移情别恋，于1925年分居，后来又有两任妻子。当时新派人物在主张解放婚姻的同时是主张废除娼妓的，认为都是妇女解放的一部分，但陈独秀在这一点上却很放任自我，北京期间因为嫖妓闹得满城风雨。 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文章《婚姻》，批评中国传统婚姻伦理:“我们中国人，于夫妇一事不甚讲究，草草了事，往往不合情理。...现在世界万国结婚的规矩，要算西洋各国顶文明。他们都是男女自己择配，相貌才能性情德行，两边都是旗鼓相当的。...天生男女都是一样，怎么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退男人呢？...男人死了，（如果女人）自己本来愿意改嫁，若是拘了守节、体面、请贞表、树节孝坊种种迂腐的话，不能改嫁，真是冤沉苦海了”。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在创刊号的《敬告青年》中就批评孔教：“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1916年10月，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称“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 此后，《新青年》发表了易白沙、吴虞等等的反对孔教的文章，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剑锋直指孔教，还有各种反对传统婚姻和家庭的文章。这些思想受到很多批评，但最终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

陈独秀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变化比较大，需要分成不同时期来说明。 ==== 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0） ====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要“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这二者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口号，他后来对这二者的理解有一个巨大的变化过程。 关于科学：陈独秀说科学是“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事事求诸证实”。 关于民主：关于民主具体的形式，陈独秀在1920年1月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中，谈到如何用渐进改良的法子在中国构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他的大多数想法来自杜威，“拿英、美做榜样”，从基层民主开始，构建“地方自治与同业联合”两种基层民主组织，办理基层的教育、选举、社会保障等“实际需要”，参加这些组织“不应当有财产、地位限制”，“是在现社会现经济制度之下的行动，并非什么过激的办法”，“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 关于自由：陈独秀认为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单方面的。陈独秀认为，公民有尊重信教自由，但也有反对宗教、指斥宗教的自由。“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异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很显然，在他看来，信仰宗教是一种自由，但批判宗教也是一种自由。陈独秀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双向的，不能只执一端。允许不信教的人对宗教进行批判，不会演变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也不是多数强者对少数弱者的压迫，更没有侵犯信教者的自由，恰恰是保护了宗教信仰自由。评论人杜耀明⁩提出，陈独秀视言论自由为文明持续进步的基本条件，言论自由是界定现代性的标志。 关于社会主义：五四以前，陈独秀并没有表现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趣，1917年1月，十月革命之前，当有人写信要《新青年》宣扬社会主义时，他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也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等人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于1919年5月刊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但陈独秀没有参与。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过激派”有功有过有待观察。等到他五四被捕然后出狱之后，他开始对社会主义类的思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1919年12月，他写了《实行民治的基础》，构思建立基层的民主自治组织，其理论基础是“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然后他参与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建立，1920年5月《新青年》刊出了劳动节专号，调查各地工人的生活工作状况，他自己亲自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和《劳动者底觉悟》：“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这些都是温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他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来了以后的事。 关于西方国家：陈独秀非常崇尚西方文明，他认为“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其品质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他倡议“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他对西方国家也有批评，批评是具体的，比如针对日、德，针对“军国主义、金力主义”，此外总的来说对西方国家非常友好，五四期间，当巴黎和会没能解决山东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或者可以唤起列国的同情帮我们说点公道话”。他严厉批判义和团：“不由人要回顾一段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为须要中国在克林德就害的地方设立一块石碑，方肯罢休；你说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现在德国的民党，正在要革那皇帝和军国主义的命，协约国乘势将德国打败；我们中国人也乘势将这块克林德碑拆毁；大家都喜欢的了不得，都以为这块国耻的纪念碑已经拆毁，好不痛快！在我看来，这块碑实拆得多事。...这过去造成义和拳的原因，第一是道教，第二是佛教，第三是孔教，第四是中国戏，第五是守旧党。...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关于基督教：陈独秀对基督教有很多批评但也有所欣赏，表示要避免因为基督教“发生纷扰问题”。他说：“宗教之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于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因为近代历史学、自然科学都是异常进步，基督教的‘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无不失了威权，大家都以为基督教破产了。我以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崩坏了。...基督教在中国行了几百年，我们没得着多大利益，只生了许多纷扰，...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的错处多，外国人的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酥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义。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 ==== 中国共产党时期（1920-1929） ==== 关于社会主义：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来华，先找到李大钊，然后李大钊给他介绍了陈独秀，此后陈独秀开始广泛地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列宁版本的更加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的思想迅速地转变。半年以后，1920年9月，他写的第一篇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谈政治》，就已经很激烈地为“劳动阶级专政”辩护了，这已经是很纯正的马列主义了。这跟4个月前，他在《劳动者底觉悟》中说“劳动者要求待遇改良，要求管理权”，判若两人。到了12月1日，他已经开始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开始激烈的辩论了。他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等观念，他认为这些很科学，而且马列主义关于革命的观念也很合他胃口。他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跟自己以前不一样了，于是与自由主义者产生分歧（见下关于科学、民主、帝国主义、基督教）。他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如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激烈辩论，他与共产国际在一些看法上产生分歧（见下关于国共合作）。他的很多想法跟托洛茨基很接近，但这时候他并不知道，要到1929年他才接触到托洛茨基的学说。 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胡适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科学。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当中，陈独秀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能够解决历史和人生观问题的科学：“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胡适不认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的物质原因”应该包括“经济组织、知识、思想等等”，陈独秀认为胡适陷入了“心物二元论”。 关于自由：陈独秀主张思想争鸣，信仰自由。当时，社会上思想流派形形色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反动思想甚嚣尘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都经常在报上攻击马克思主义。对此，陈独秀淡然处之，主张各种思想自由争鸣，自由发展，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选择。他说：“我们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别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也不要紧。” 关于民主：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假民主，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最终的无阶级的真民主。“（有些人）反对马格斯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们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胡适不认为共产主义是民主。 关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反帝运动是共产国际策划并且指导实施的。1920年，列宁和共产国际决定，“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1922年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向各国社会主义者传达了这一精神。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建立在剩余价值的理论基础上，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陈独秀接受了列宁的理论，从所有制来判断什么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从是否有领土的侵略来判断。按照这种理论，没占领中国土地的美国是帝国主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他们的经济体制是他们的原罪，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包藏祸心：向中国出口是“争夺市场”，从中国进口是“掠夺”，借钱给中国是要“支配中国”，庚子留学是培植“亲美政治势力”，办慈善是“假惺惺”，办教育是“文化侵略”，承认北洋政府是培植“傀儡政府”、“延长中国的纠纷情势”，等等。相反，占领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苏俄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它现在是共产主义国家了。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的时候，陈独秀支持苏联继续占有中国的中东路，因为“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互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1922年美国召集华盛顿会议，讨论巴黎和会遗留下来的中日间的山东问题，陈独秀跟巴黎和会的时候不一样，这次对美国充满敌意。当华盛顿会议基本解决了山东问题以后，他并没有改变看法，反而称华盛顿会议是将“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胡适对于这种广泛地反帝非常不同意，他认为很多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并不是帝国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真诚地帮助中国。不过胡适这样的反对意见非常孤单，反帝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陈独秀现在评论义和团跟以前截然相反：“一般人不但忽略了它的重要，并且对它怀着两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第二个错误观念，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于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验过，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胡适称陈独秀的观点改变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讼棍行为”。 关于基督教：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是共产国际策划并且指导实施的。1920年，列宁和共产国际决定，“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的和中世纪式的分子作斗争”，1922年，共产国际带领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有组织的非基督教运动。1922年3月21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77人发表《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教毒日炽，真理易泯，邪说横行，人道弗彰，我国本为无教之国，乃近代受害，日趋日深，近闻世界耶教学生第十一次开(大)会，今年四月，又欲举行于我北京首都之地，亦将于我中国，宣传迷信，继长增高，同人等特发起组织非宗教大同盟，依良心之知觉，扫人群之障雾，本科学之精神，吐进化之光华”。4月4日，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12人发表《非宗教宣言》；3月31日，周作人等5人则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此后双方公开辩论若干回合。 关于国共合作：国共合作是苏俄与共产国际策划并且指导实施的。1920年，列宁和共产国际决定，可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只要“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这种有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被称为民族革命运动。1921年10月，马林在考察了中国国民党以后，就建议国共合作。1922年1月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列宁亲自向国共两党代表询问“是否可以合作”，国共代表表示同意。但陈独秀和中共的想法是平等合作，当马林提出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中共拒绝了，施压之下，陈独秀等人让步了，但要求国民党做出一些改革，取消宣誓服从孙中山的程序，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开始。陈独秀四次提出不参加或者退出国民党（1922年7月中共二大，1925年10月五卅运动后，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多次政治局会议上），一次提出争夺领导权（1926年北伐出发时），一次提出武装共产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一次提出武装对抗蒋介石（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后），全部被共产国际拒绝，陈独秀失望之下最后辞职。当然陈独秀自己也发表过很多赞同国共合作的言论，他自己说：“我自从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抵过。”1927年7月13日，陈独秀辞职以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仍然坚持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共产党被动地结束了国共合作。此后，陈独秀被中共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承担国共合作失败的主要责任。1929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为自己辩护，称国共合作中的“机会主义”错误主要是共产国际造成的。与这段过程相关的共产国际的文件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陆续开放，基本印证了陈独秀的陈述。中共对共产国际在这件事上的作用，评价也有所变化，从1945年称“陈独秀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到2001年称“共产国际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 托派时期（1929-1932） ==== 关于社会主义：1928年底托洛茨基主义传入中国，陈独秀读到以后感觉很有共鸣，成为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总的来说比斯大林更左，所以陈独秀成立的反对派自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批评斯大林和中共中央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他说：“斯大林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之保守理论对于以‘不断革命论’为出发点的托洛茨基派，不断的加以攻击与迫害。...(在苏联国内，)不特别注意发展国家工业，不发动农村阶级斗争，而实行对富农宽容，...（在国际，）不敢坚决的发动无产阶级之阶级斗争，而企图用外交政策及拉拢上层妥协的分子，...（在中国，）不敢彻底侵犯帝国主义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要无产阶级太露头角，始终要求中国共产党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不要退出国民党而真正独立起来，直接领导群众，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及其将军们领头做革命”。在这一点上，中共则反称“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因为陈独秀“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造成的。陈独秀和中共互相指责对方是右倾机会主义。另外，托洛茨基提倡党内民主，陈独秀说斯大林和中央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中共称他是“极端民主化”。陈独秀在武装暴动的策略上比较谨慎，说中央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中共当时反称陈独秀犯了“取消主义”的错误，后来自己也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陈独秀迅速表态坚决抗日。 关于民主：托洛茨基提倡党内民主，陈独秀这么讲：“德漠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漠克拉西也根本取消，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为改正这些错误之总的路线，...在组织上，尽可能的扩大党内需要的德漠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评”的自由，各级党部开会有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的白由，党员间政治上意见不同的争辩，准其在党报上发表”。他还特别点名批评斯大林：“史大林搞官僚主义，...为铲除异己，把党的德莫克拉西剥削干净，一切重要问题都不许公开讨论，全党党员非史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和史大林或被处罚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此外别无道路可走”。值得一提的是，提倡党内民主的中国托派，一直派系林立，彼此争论不休，一开始就出现四派，借着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很大努力才统一在一起，但争论并未停止，陈独秀入狱期间和之后仍然与他们有很多辩论。陈独秀这里谈到的民主是党内的，关于全社会的民主，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有“阶级的分歧”，比如无产阶级民主要消灭“一切压迫与榨取”，要“剥夺榨取阶级参加的权利”，无产阶级和贫农需要“归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纪律范围之内”。苏维埃既是无产阶级民主，也是“无产阶级独裁”，现在译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的:“真的民主政治，绝不是和平方法可以实现的，只有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以血来推翻整个的榨取阶级，实现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合一化的苏维埃政制，才能够表现出来。”。他谈到“国民会议”的问题，这是国民党在推行的一种名义上的代议制度，陈独秀支持普选的国民会议，他将这作为一个“过渡的民主要求”，一个斗争手段，借此“结合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仰”，但国民会议并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暴动”实现苏维埃。 ==== 监狱期间（1932-1937） ==== 关于社会主义：陈独秀在监狱期间受到特殊待遇，还能够做研究和通信，他继续与监狱外的托派书信来往，进行政治问题辩论。陈独秀和其他托派中央委员被捕后，托派组织凋零，为前面的方向争论不已。针对九一八事件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陈独秀的提议是“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国民会议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打击国民党军事专政，以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发展中国经济”，他还批评苏联已经堕落成一个官僚国家。托派内部一些人认为他太右，彭述之说他“将苏维埃尽量说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将国民会议刷成最光辉美丽的颜色”，刘仁静说他“对资产阶级发生幻想”。但实际上托派已经步履维艰，这些辩论都只是局限于理论而已。 关于民主 在陈独秀监狱时期的后期，1936年3月，陈独秀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他第一次提出了“民主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这是他后期民主思想的开端。 ==== 出狱以后（1937-1942） ==== 关于社会主义：陈独秀被释放以后坚决支持国共合作抗战，不因私人和党派的恩怨，或者阶级的分别，而有丝毫含糊，他说：“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全中国不分在朝在野的各党各派，如果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无可犹疑的应该避免无关于抗战胜负之根本政策的争论，而以全力用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上面”。但是同时他保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国民党的拉拢他不理，对共产党他绝不肯认错，后来因为中共诬陷他是汉奸而关系变得非常敌对，托派的教条主义他也不同意，他说自己“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他认为需要“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心目中的终极理想社会是“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的结合体，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现实中，他主张“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 关于民主：在这种独立或者说孤立的状态下，他对民主的思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现在认为民主是超阶级超社会制度的，如果没有民主， “无产阶级独裁” —— 就是现在所译为的“无产阶级专政” —— 的结果只能是“党的独裁，领袖的独裁”。他甚至说要“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他称英法美的民主是“不彻底的”，但还是相对最好的，苏德是“法西斯”，中共有“事实上采用和法西斯特同样的手段”。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的结合体。胡适称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陈独秀说： 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注：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注：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前身）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著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 （七）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二十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八） 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九） 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