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高祖康𪸩，字文耀，号炳堂，嘉庆辛酉科钦赐副榜，甲子科钦赐举人。曾祖通奉公讳式鹏号云衢赠按察使，曾祖母梁氏。祖父康赞修（字以干，号述之）是道光丙午科举人，历钦州学正，合浦、灵山训导，祖母陈氏。叔祖广西布政使康国器。 父亲康达初（字植谋，号少农）做过江西补用知县，母为劳氏。

咸丰八年戊午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康有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江浦司银塘乡敦仁里的老屋中。康有为自称其母怀胎十一个月才生下他。 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光绪五年（1879年）初次游历香港，“观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演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的思想体系。 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康有为终于考中广东乡试举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康有为自称得知《马关条约》签订在即，在松筠庵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公车上书”，又未上达。由于光绪帝年纪较轻，且没有实际从政经验，康有为依靠其激进且不符合实际的改革观点于当年5月底第三次上书，这得到光绪帝赞许。但根据不少学者的看法，康有为在进行政治宣传以及回忆的时候（最明显如其《康南海自订年谱》）存在着很多不尊重事实的地方，而且又有很多吹牛造假的现象。 根据许多文献的证据，如茅海建等不少学者则表示，康有为所谓的组织“公车上书”，事实上是一次自吹自擂的事件，只有八十人参加连署，而非康有为所称的一千多人。真正成功的上书实由当时的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城高官发动组织，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另有研究者认为，当时清政府内部已经趋于求变，即使是保守派的徐桐和荣禄，也曾对变法做过努力。公车上书的时候，18省“公车”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组织的签名，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人的签名。而仅仅是另一人陈景华就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 不久，康有为会试中式第五名，用名为康祖诒。殿试之后，位列二甲第四十六名，赐进士出身，用工部主事。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自此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占领胶澳地区（今属青岛市），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

帝师翁同龢被罢黜后，康有为取代翁同龢成为光绪帝最信任的大臣。戊戌变法之初，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光绪帝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后人称为戊戌变法。 期间，康有为的思想渐趋保守，为自己进入权力核心铺路。他提出变法核心为“立制度局、新政局”。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架空现有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等部门。他也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不足以设立议会，应由皇帝专权。 根据雷家圣《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变史事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按照李提摩太向康有为的建议，是要将中美英日四国建立为一个类似后来苏联或独联体的政体，借以对抗俄国。 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训政当天颁布的捉拿康有为的上谕中并未提到康有为卖国，只说：“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此外，杨深秀和宋伯鲁都曾上奏倡议四国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变之后定他们的罪中都未提到他们这条罪名；宋伯鲁的罪名是“滥保匪人”、“声名恶劣”，杨深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雷家圣指出这是因为慈禧当时还不知道英、美、日等国的参与程度，如果贸然指责英、美、日等国，外交纠纷更难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带过。 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人士人人自危，李鸿章甚至不顾危险在慈禧面前称自己是“康党”；意在将推行“合邦”计划者，与一般维新派人士做出区隔，希望保持部分维新的成果，但慈禧太后困于废立光绪帝的问题，新政无法推行，再加上慈禧不满各国公使反对废光绪帝，使慈禧一改过往支持变革与新政的态度，走向保守。

9月20日早上，康有为离开南海会馆，直奔马家堡火车站（今北京南站），乘火车逃至天津，又得李提摩太牧师协助，坐上重庆号经烟台到上海。此时上海道台蔡钧接到朝廷命令，正在通缉康有为。此时英国介入，由英国领事馆职员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协助康有为在吴淞口外转乘铁行轮船公司的“琶理瑞号”（ballarat）到香港，再由香港逃往加拿大，自称持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在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在北美、东南亚、香港、日本等地设立分会，机关报为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 1900年，康有为曾参与自立军起义。1902年的冬天，康有为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与保皇党的人员商议，决定成立一个能投资获取收益的保皇党党营事业。为筹集公司的启动资金，康有为亲自到世界各地华人聚居的地方游说。1904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近郊的萨尔特舍巴登购买小岛，在此定居到1907年。 1906年，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康有为遂宣告保皇会任务完成。同年，康有为到达了墨西哥。1907年，保皇会改组为帝国宪政会。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定居上海辛家花园，担任孔教会会长，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古。作为保皇党领袖，他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3月，北京段祺瑞政府决定与德国断交，康有为大力反对。6月28日他从天津秘密进京，与张勋同谋拥溥仪复辟，7月12日，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逆军攻入北京，复辟失败，康有为逃入东郊民巷的外国公使馆中。17日，段祺瑞下令追缉康有为，到了民国七年（1918年）3月15日，他才被赦免。 1921年迁居愚园路“游存庐”，1923年迁居青岛（见青岛康有为故居）。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皇帝，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张园觐见探望。 对于1920年代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康有为持反对态度。在致湖南省长赵恒惕（推动湖南省宪、支持联省自治）的信函中，认为“分裂则必分争而大乱，统一则必治安而修明”，并以印度因分裂而被英国殖民作为反面教材，指“分省自立，岂非自杀乎”。康有为反对将“省”改造成“邦”，认为“邦与省至相反也”，而中国自汉以来皆统一成国，倡联省等于“由合而分”，其势“弱而争乱”。

俄国十月革命后，孙文在苏俄的帮助下在广州组建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康有为则强烈反对共产与“赤化”，并将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并多次为其献策，甚至引荐流亡的白俄军人。他认为“欲永除孙，非绝其根据不可”，鼓动吴或其他军队进攻广东，试图摧毁孙文的根据地阻止“赤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孙文北上以及冯玉祥政变倒戈等局势变化中，康一再通电各军呼吁“联奉讨赤”，反复强调冯玉祥与“赤粤”势力是“国贼”，应集中力量加以打击。 广州商团事变后，康有为在对广东省议会的书函中，抨击孙文“屠城”、“擅改国旗”与“背叛民国”，认为孙文鼓吹“俄化”，将“毒害人群”，使“国亡、粤烂”，因此呼吁全国民众与广东省议会“共起而杜乱源”积极采取行动制止孙文。孙文死后，康鼓动唐继尧、赵恒惕等出兵广东。1925年底，国民革命军东征中相继击败陈炯明、邓本殷等反对联俄容共的粤军势力，康有为因此以“呜咽告全国父老兄弟”通电全国，指“吾中国人也,粤人也,今已为俄人矣。今全国将入大恐怖时,父老兄弟将成为俄人矣。”因为“广东之亡于俄,不啻中国之亡于俄也”。此后国民革命军北伐，康有为演讲时强烈警告认为广东已经沦为苏俄赤化的附庸，苏联对中国的策略是先挑动内乱，供给武器与军费，让中国自相残杀，最后再以债权和财政监督的方式控制中国，使之成为附庸国；康有为也批评蒋介石甘为苏俄傀儡，借助苏联力量追求个人军事野心，图谋进攻湖南、江西。康有为呼吁吴佩孚“回戈南指”对抗国民革命军，并加入冯自由等成立的“反赤救国大联合”，号召各军阀团结抵制“赤化”，又在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失败之后，寄望于张作霖的奉军。整体而言，康有为在晚年坚决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倡导的党国制和国民革命。

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因躲避北伐战乱，从上海抵达青岛。3月29日参加同乡宴，宴后呕吐，31日凌晨5时30分吐血猝死。关于其死因，其女康同壁生前坚持“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康同壁之女罗仪凤文革中所写的一份交待材料称康氏“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康有为另一位女儿康同环则认为“可能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康氏弟子吕振文临终对其子披露，因康氏不同意溥仪“跟着日本人走”，故而遇害。此外还有慈禧余党暗害说，“割睾易腺”致死说，以及因想铲除尊崇儒学知识分子的国民党共济会成员所毒杀说。